1
今天（8月10日），创业黑马上市了，牛文文到深交所去敲钟，我去不了，就写一篇小文，在这里祝贺一下。
2
文文有一张照片，侧身举着一本卷起来的杂志，做呐喊的样子。
他好像看见了未来，那个东西，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总归会如期而至。我一直在想，任何一种姿态的背后，都有着多重解读，约翰·伯格曾评论说，“与其说人们利用照片成为事实的一部分，不如说，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试图借助照片来说服自己。”
从90年代中期开始，文文当过很长一段时间的《中国企业家》主编，正是有了他和刘东华，这本杂志才成为商业界的一个标杆式的存在，而那也应该是商业开始征服这个国家的黄金时代，企业家从边缘地带向核心进发，一开始小心翼翼，继而肆无忌惮，他们一度以为自己已经掌握了社会进步的话语权，如彼得·德鲁克所描述的，中国即将进入一个“企业家的时代”。
如今看来，那当然是一个错觉。
《中国企业家》杂志负责报道那个阶层的生意和生活。刘东华和牛文文那一代中国杂志人，并没有亨利·卢斯创办《时代》和《财富》时的那种精英主义立场，相反，他们对商业抱持了更为现实和同情的态度。中国经济变革的巨大不确定性，让企业家阶层在中国所扮演的角色，从一开始就不是以劳工阶层的对立面而存在的，相反，企业家对体制的突破及因此而衍变的命运，构成了主要的报道内容和冲突核心。
事实上，中国所有商业世界的知识分子，都在内心有若干道相互冲突的暗流，它们在政府公权力、公众利益、商业崛起、弱势群体诉求等方面折回冲撞，迄今未有平息和澄清的迹象。
在十多年前，我一直为《经济观察报》撰写专栏，那张橙色报纸有一个“观察家”周刊，专门刊登商业边缘的、偏人文方向的长文，也可以说是中国商业社会中与“有用”比较遥远的那一部分，而在我的创作和研究中，牛文文在《中国企业家》所组织的很多报道，则成为我的最重要的创作素材。我记得，为文文写的第一篇比较重要的文章，是在2008年，《中国企业家》出一个30年特刊，我受嘱写了一篇关于企业家使命的万字长文。
3
没过两年，牛文文就出走创业了。
他是这一代财经媒体人中，最早独立出来的主编。现在很多人羡慕他，而在当时看起来，似乎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这只能说明，他是一个很敏感的人，在过去的这些年里，传媒人全体无所作为，度过了一个令人沮丧而碌碌无为的、失去的十年。
我记得文文跟我说，他要做一本《创业家》时，是暗暗的吃了一惊。说实在的，在当时，我没有把从商者以创业、守业的维度来划分，对风险投资领域的知识也很少。文文长期所浸淫的商业精英人群，似乎离年轻的创业者群体也相当的遥远，事后再一次证明，文文抓到一副年轻的好牌，甚至对于他这样的出身的人而言，是一次“避险性创业”。
过去的八年，对文文来说，并不容易。
《创业家》的定位很年轻而清晰，但杂志的媒体业态却无疑是老化了，他又用了几年的时间“脱媒”，把原本的一个子产品“黑马营”转型为公司的主营业务。
所有在媒体业界工作的人都有这样的感觉：媒体从业的经历，将在一个人的身上注入一剂依赖型基因，它在本质上，对所谓的互联网草根精神有着相当的排异性，所以，你会发现，近年来以新型媒体业态对传统媒体构成攻击的明星创业项目，如新闻客户端市场的今日头条，或创业传播领域的36氪，都非媒体从业者所创立，他们所具有的颠覆意义是根本性的，或者说是反传统意义上的媒体伦理的。
文文的黑马营，在过去的几年里，对此次“双创热”起到了助推的作用，数百家创业公司通过黑马营实现了融资，他的创业家教育课程是当今中国同业中最具体系性的。
不过他做得最成功的，其实还是媒体和启蒙的工作，创业家和黑马营几乎定义了中国式创业的集训、路演和传播模式，它们有时候更像一场热烈的、无所畏惧的群众运动。
如果说牛文文是一个创业蛊惑者，那么，有趣的是，他首先把自己给蛊惑了进去。这些年，我好多次被他拉去给创业者讲课，而与他的每一次见面都是行色匆匆。他在用全部力气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
4
今天，文文的创业黑马要在深交所上市。而他的很多朋友，有的还在坚守，有的已经退隐，有的在当公关VP，还有的创办了自己的自媒体，上周，《新京报》的戴自更也辞职了。
其实，一个时代结束了。去中心及去精英化的中国财经媒体市场，已经变得越来越乏味，“看门狗”及报时人的集体失踪，将让这个以理性和独立性为标榜的舆论领域几乎失去存在的意义。
就如同我有时候会问自己的那样，我不知道文文是否喜欢现在的自己。我们被时代改变的部分，一定大于我们改变时代的那一部分，这很难说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我们注定无法成为的那个人，也许，真的是一个应该被抛弃的幻觉。
不过，无论如何，文文的八年是值得的，他以另外的身份和方式参与了商业变革，并获得了让朋友们为他骄傲的成功。对于今天的很多人来说，创业及扶持、投资创业者，也许是最具有道德和商业意义的存在方式了。
文文去敲钟了，那钟声一深一浅，有力而让人百感交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