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宗庆后提出中国并不是没有内需，而是人民消费不起。他这一番话自然有所指，农民与工人收入不能增加，就意味着大部分走类似娃哈哈集团“农村包围城市”路线的民族企业和民营企业这些个“二民企业”的发展前景堪虞。
产能过剩与内需不足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从表面上看，是产能过剩和通缩压力，从背面看，则是普通民众在社会保障不足恃的情况下悭于消费的惜金行为。所谓产能过剩并非真正的产能过剩，所谓内需不足也不是真正的内需不足。
有数据为证。一是家庭部门在中国经济中相对萎缩，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从1995年占人均资本的85.3%跌至2005年的76%，同期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占人均货币收入从30.8%跌至23%。另一方面，医疗、教育以及住房这三项10年前并不显著的家庭支出，已经成为最重要的支出项目，导致家庭消费从1985年占GDP的52%锐减到1995年的46%和2005年的39%。
显然，按照宗先生等一干市场人士的理解，政府必须作出切实的努力，承担应该承担的公共职能，如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增加居民收入，将民众从对未来不确定的预期中解救出来，释放民众的消费能力。
但是，按照我们所熟知的另一种观点，解决产能过剩最立竿见影的办法是用行政手段压缩产能。另一方面，既然产能过剩的肇始主因之一是积极财政政策，另一个解决办法就是让中国经济暂时摆脱对积极财政政策的依赖。
这绝非易事。依赖症容易上瘾，对行政调控的依赖，很容易让政府找到干预市场的最佳借口，并导致市场资源的配置进一步被扭曲。同时，由于权力干预有扩大寻租空间的直接效果，也会使一些政府部门食髓知味，以扩大内需为名做出为某些利益群体张目的事，如公车补贴等等。
积极财政政策曾是市场发展初期的撬动杠杆，但由于这一政策恰好与政府强有力的行政体系配套，如果长期使用，很可能从杠杆变成桎梏，并使“二民”企业在种种堂皇的名义下失去存身之地。热心调配经济资源，难免对于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等应尽之责顾此失彼，或者沿着扭曲的市场化之路，将责任推给社会或企业。
上述情况都会使市场主体失去发言权，可救急于一时，不能行之于长远。凯恩斯主义盛行于上世纪初西方经济萧条期，一旦经济复位，政府仍需复归本位。反过来说，如果政府迟迟无法或是不愿回到守夜人的身份，那么，市场也就不可能回归市场的本来面目。
隐藏在产能过剩、内需不足背后的是两种不同的经济语言。宗庆后的大白话，其实和最近的市场化反思殊途同归：政府应该把对市场的热心转化为提高民众收入、建立普遍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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