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白崇禧和黄绍竑新桂系三巨头，从1925到1949年，控制广西，影响西南长达25年之久，1949年，随着林彪军团攻入广西，新桂系势力宣告终结，那么新桂系三巨头的结局又是什么呢？
李宗仁在广州被攻陷之前，李宗仁在广州与蒋介石见了人生中最后一面，据李宗仁回忆，他曾以国家元首的身份对一介平民蒋介石痛加申斥，算是给多年来的恩恩怨怨忆，而后李宗仁也无意再在重庆丢人现眼，也同样不愿跟粤系一起孤守琼岛，而终于12月5日携带家眷赴美，开始了长达15年之久的流亡生涯。
刚去美国之时，李宗仁尚四处活动，但不久后发现一切皆是徒然，在此后的十数年时间里，李宗仁彻底成为了一个落寞潦倒的失意政客。李宗仁生性喜闹不喜静，然而在美国的这段时间由于语言不通，文化差异悬殊，李宗仁一直无法融入美国生活，加之一众流亡老友也与其日渐隔阂，李宗仁的生活愈显悲苦。当然，李宗仁虽已不参与政事，但也一直在国内国际的形势，而对于中共的建设成果，他也颇为之折服，认为他们自己统治国家那么多年，却连部自行车都造不好，而中共短短数年间，却能在朝鲜战场力敌联合国军，而后在中印冲突中扬眉吐气，甚至还爆炸了原子弹，这些都让他心悦诚服，而后生出了落叶归根的念头。
李宗仁对中共态度的转变让妻子郭德洁难以理解，她认为李宗仁跟中共之仇深似血海——不论于公还是于私，她无法理解李宗仁对中共发自内心的赞赏，当然台湾方面和海外媒体更觉不可思议，攻击之声屡有耳闻。然而，李宗仁终究是个成熟的政治人物，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对于政治上的恩恩怨怨，他早已看淡，对于攻击他的所谓变节论，他也可一笑置之，他并不害怕承认自己的失败，他也毫不避讳对中共建设事业的佩服，作为一个普通国民，他为中国的迅速崛起感到由衷的高兴。事实上，如果李宗仁不是发自内心的赤子之情，他又何苦要背负各种骂名回到那片现在已经由他的对手统治的土地呢？李宗仁是个传统的注重名节的中国人，而他能将此抛诸脑后，岂不正说明了李宗仁人格的可贵吗？
1965年7月，李宗仁携妻归国，成为轰动一时的政治新闻。郭德洁此时已经罹患乳腺癌，时日无多，回国后不久也便去世。更可悲的是，李宗仁回国没多久便遭遇了一场席卷全国的政治风暴——“文革”。他个人也或多或少受到了冲击，而老友黄绍竑被逼自杀更对其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创伤，不过他也无须忍受多久了，因为此时他也时日无多了。1967年1月30日，李宗仁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8岁。
白崇禧相比较李宗仁勇于承认失败，拿得起放得下的洒脱，白崇禧则自始至终无法释怀，甚至，在国共内战进行到最后一刻时，他还有无谓的幻想。白崇禧最终还是不甘寂寞，跟李宗仁分道扬镳，追随蒋介石去了台湾——据李宗仁说，白崇禧是因为太重感情，听信了蒋介石的甜言蜜语，居然认为蒋介石缺不了他。口口声声说缺不了健生的蒋介石是怎么对待他的呢？事实上，蒋介石只是把他当成了报复桂系的活靶子，由于李宗仁流亡美国，却不愿自动放弃总统一职，甚至早期还在美国积极地运动，蒋介石奈何不了李宗仁，也就只能迁怒于白崇禧。白崇禧为此甚至公开与李宗仁决裂，但也于事无补，自1954年开始，白崇禧便失去了自由，居所遭到特务的监视，政治落寞，晚景凄凉，堪称无以复加。而1965年李宗仁回国之后，白崇禧更是遭到了蒋介石的敌视，据称蒋介石曾授意军统头子毛人凤进行报复，而1966年白崇禧死于居所，据传尸体发绿，坊间便有传言说是蒋介石下毒所致。当然，白崇禧到底死于何因，现在已无稽可考，但是他的儿子著名作家白先勇并不认可毒杀一说，他认为白家确有心脏病病史，而父亲晚年有感于丧妻之痛，而又政治落魄，病发猝死也非没有可能。
白崇禧落到这个地步，与其说是受了李宗仁的牵连，还不如说他根本是自己害了自己，他根本就没有看清蒋介石究竟是何等样人，在失败之后，他依然还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不愿意就此收手，他过于执着，他无法放下，于是，他终于尝到了恶果。失去才会懂得珍惜，白崇禧或许最终还是明白了自己这一生所作出的一番事业，实在是因为自己有个好的老大，能任其挥洒，而事实上，并不是每个政治大鳄都能像李宗仁一样对其包容有加。如周恩来所说，白健生有带兵之能，但可惜不懂政治，而一个不懂政治的人却能在民国呼风唤雨，这又是因为什么呢？李白李白，没有李，又哪来的白呢？白崇禧没有弄明白这个道理，但当他终于弄明白了，他却已经回不去了。
黄绍竑在新桂系三巨头中，黄绍竑的星光最为黯淡，但与之同时，他对政治的态度也最超然。最超然的黄绍竑也最理智，当年李白二人跟蒋介石斗得不可开交之时，他实际就颇有些不以为然——当然，这其中很重要的因素大概也是他知道以新桂系的根基实力，根本不可能斗得过蒋介石，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太太平平过日子呢？黄绍竑的这个特点在内战尾端也体现得尤为明显，当时的新桂系三巨头中，李宗仁不愿做降将军，明知大厦将倾，却依然还要顽抗到底，而白崇禧则比李宗仁更为偏执，或许他根本就认为自己有能力收拾好这个局面，相对于二者的执迷，黄绍竑显然清醒得多。
黄绍竑本来给新桂系指了一条明路——让李宗仁趁着蒋系大崩溃之际出马收拾局面，而后尝试与中共达成和解，可悲的是，对于和谈的目标和对局势的认识，黄绍竑和李宗仁出现了巨大的分歧。黄绍竑认为所谓和谈无非是新桂系跟中共谈，只要能保住新桂系的地位，那就什么条件都能接受。然而，李宗仁却没有那么清醒，或者说他即便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也不愿意接受这一点，当时他还放不下，他依然认为自己有机会跟中共周旋到底，然而时不我待，李宗仁的偏执葬送了新桂系最后的生机，而黄绍竑则见大势已去，乃飞赴香港，自从中原大战后第二次与李宗仁分道扬镳。
黄绍竑选择了当时局面下最有可能维持政治生命的方式——投诚。然而，黄绍竑终究是个失败者，而且他也确实与作为胜利者的中共之间存在着多年的恩怨，而这一切，都决定了虽然黄绍竑的政治生命或许能长于李宗仁和白崇禧，但是在成王败寇的普遍政治逻辑下，他也不可能得到太好的结局。
共和国成立后，黄绍竑一腔热血倾注于中国的建设之中，并敢于对当时的政策提出批评，然而在那个容不得半点不同意见，动辄被扣帽子的时代，拥有如此历史背景的黄劭竑又怎能逃脱政治运动的纠缠？1958年，他被撤销了人大代表和国防委员会委员的职位，就此坐上了冷板凳。1966年，“文革”开始，而又是右派又是反动派的黄劭竑毫无悬念上了批斗的第一批黑名单，而不堪受辱的黄劭竑则用极为惨烈的方式作出了回应——1966年8月31日，黄劭竑在北京自杀身亡！
